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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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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一个分支
现代西方哲学是哲学（Phil）的一个分支，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流行于西方世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总称。现代西方哲学一般指黑格尔之后至今的西方哲学。它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对中国的现实思潮影响巨大、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现代西方哲学 |
| 外文名 | Western philosophy |
| 起源时间 | 19世纪 |
| 流行地域 | 流行于西方世界 |
| 风格 | ▪ 经验论 ▪ 决定论▪ 问题研究 |
简介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命名，在翻译上存在一个问题。在中文惯以1840—1919为“近代”，1919之后为现代，而在西方哲学没有近现代之分，统一为“modern”。但在“modern”中又以黑格尔为分界线，所以中文中的近代是指笛卡尔到黑格尔，现代是黑格尔至今。
首先，自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流派，在这些大的流派之中又有相当多的分支，比如现象学中，几乎每一位大思想家都可独自立派。
它们带来了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为深刻的思想方式的变革：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向语言的转向，对境域的关注，等等，令人耳目一新，极大地丰富了人的哲学思维。这种变化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具有了很强的向其他学科渗透、与之交叉的能力，以及建立新的次级学科的能力，比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
所以，现代西方哲学与科学技术与不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和文学艺术实践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由于思想方式的转变，相比于传统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距离拉近，有了更多的、更深入的对话可能。
此外，现代西方哲学是活着的、还在不断出新的，在当今这种全球化的形势中，对中国的各种思潮有着巨大和持久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西学东渐”的现象屡屡出现，并势将不断出现。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未来哲学的塑造中，现代西方哲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时代背景
19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最后确立。19世纪末，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出现了短暂的经济繁荣，继之而来的则是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的深化。一般说来，这个时期的各种矛盾和危机，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各流派的哲学之中。
基本特征
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的哲学相比，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验论
在经验论与理性论（即唯理论）的长期论争中，经验论由盛而衰，理性论有抬头的迹象。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末期，在英美哲学界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是由A.孔德开始，由B.A.W.罗素发展起来的分析经验论（见分析哲学）。实用主义以及欧洲大陆的其他一些哲学流派也倾向于经验论。这一时期，理性论仅仅在新经院哲学（见新托马斯主义）中还有点影响。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6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结构主义运动，力图恢复理性论在现代哲学中的地位。而对经验论最沉重的打击，是来自心理学方面。蓬勃发展起来的认识心理学派，给理性论提供了反驳经验论的最有力证据。按照认知学的看法，心灵完全不是一块白板，即使最简单的知觉也受认知作用的影响，决不是单纯接受来自外界的刺激。一个意象更是信息储存与检索的复杂操作，经验论者所设想的那种纯粹的经验或观察并不存在，人们在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中，认知的模式或范式起着决定的作用。
科学实在论根据新的物理实验结果对经验论所作的批评，也为理性论的复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经验论者不仅忽视了心灵或理性的作用，而且还否认或怀疑外物，即那些不可观察的“理论对象”的存在，并以可观察性作为实在性的标准。大多数科学实在论者反对经验论主张的这种观点，有些实在论者还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科学哲学中最后的裁判员不是理论，而是实验，不是我们怎样思想，而是我们如何行动。在他们看来，能够产生效果的理论对象，即使本身是不可观察的，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们是实在的。经验论和理性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易位，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19世纪中叶以前，近代科学明显地对经验论有利。然而现代科学并不支持经验论，由于哲学家和科学家们长期囿于经验论的传统，他们往往试图从经验论立场解释新的科学发现。随着现代科学中理性论再度被重视，导致它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复兴。这样，结构、整体、范式等，便代替逻辑原子、感觉资料、观察语句而成为最流行的哲学概念。
决定论
在逻辑、伦理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等领域，普遍出现了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取代一元主义、决定论的倾向。哲学家不再信奉那种永恒不变、普遍有效、独一无二的规范、准则、标准或范式，承认道德规范、合理性标准、科学范式等都相对于文化和时代而发生变化，甚至逻辑规则也可以根据约定而有所不同。例如，R.卡尔纳普提出的容忍原则，就允许有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语言构架；M.福柯揭示了文化史上各种不同的认识型；T.S.库恩指出了科学史上各种不同的范式；P.K.费耶尔阿本德强调合理性标准随时代而改变。
这些哲学家对多元主义的趋向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的认为这是可以容忍的；有的承认这些是人类学和科学史上所揭露的事实；有的则表示热烈拥护。费耶尔阿本德指出，一个科学家不仅是理论的发明者，而且是事实、标准、合理性形式，乃至整个生活方式的发明者。
现代西方哲学在文化史、伦理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等方面，还普遍地带有相对主义的特点。一个多元主义者如果进一步主张同时或先后出现的不同标准、范式等等是不可通约或不可比较的，并且在它们之间并无正确、不正确之分，并无进步、退化或优劣之别，他就成了一个相对主义者。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的后期结构主义、解释学以及在英美的分析哲学中，相对主义并不罕见。
19世纪德国哲学家F.W.尼采可以被视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相对主义的最早典型。他认为一切推理都是合理的，一切“真理”都是源于某一占支配地位的“意志”的视界。
尼采早在19世纪末期就反对19世纪中期以来流行的实证主义，他针对实证主义者“有的只是事实”的口号说：“不，恰恰没有事实，有的只是解释。”
问题研究
西方古代、近代的许多哲学家都对语言作过哲学考察，但他们并不认为这种考察是一切哲学思考的必要条件或预设。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的主要哲学流派如现象学、结构主义和解释学都十分注重语言的研究和阐明，只是着眼点有所不同。
分析哲学家往往认为科学问题是事实问题，科学研究一刻也离不开语言，而哲学问题本身就是语言问题，或者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他们所关注的主要在于分析形式化语言或日常语言，但其中又有不同的侧重点。一种是把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看作对各种不同语言或谈论的分析和阐明，如对宗教、伦理和科学的谈论等等。
这样，哲学谈论就是对谈论的谈论，是属于第二层次的、使用元语言的谈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只有在人工语言或形式化语言中，才能被明确区分出来。持这种看法的哲学家认为，日常语言有许多缺陷，无论分析那一种谈论，都必须或应当构造一个形式语言系统，代替那些实际上被使用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够阐明该谈论中出现的许多词、句的语义关系和逻辑关系。例如，在分析科学语言时，主要不是分析科学家实际使用的语言，而是分析那些经过合理重建的科学理论和观察报告等等。
另一些分析哲学家则致力于分析与日常语言中的哲学至关重要的词汇和语句，反对用人工语言代替日常语言。他们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毫无问题，毛病主要出在对日常语言的误解。正是由于不懂日常语言的用法或使用不当，造成了奇怪的、难以解决的哲学问题。因此，只要对日常语言进行细致分析，阐明有关词、句的意义和用法，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使哲学困惑得到“治疗”。
在语言问题上，主要流行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和解释学与主要流行于英美国家的分析哲学有所不同，这些学派比分析哲学更注重语言分析，它们不只是分析语言，而且把一切现象，包括社会现象、心理现象甚至自然现象，都当作一种代码或符号系统，或者当作一个文本加以分析和解释。
例如，法国结构主义者C.勒维-斯特劳就把神话和亲属关系看作具有象语言一般的结构。按照他的分析，神话并不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而是努力解决人的生存和社会组织问题的尝试。他把语言和通讯作为哲学的关键概念，认为人的本质特征是具有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解释学专门研究和解释人的行为、语言、社会制度等本质上有意向的现象，它把一个梦、一个神话故事和一条法律等等，都看作是具有语言的性质，并需加以解释的文本。
历史演变
说明
现代西方哲学海报
19世纪末
A.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在19世纪40～50年代和70～80年代曾两度流行于德国。叔本华根据I.康德关于现象和本体的划分，区别了自我的两个方面，他把作为知觉对象的自我看成现象，把作为意志体现的自我看成本体，并强调意志在有机界和无机界中的作用。
尼采深受叔本华的影响，他把“生命”作为其哲学的重要概念，认为对一个信念或判断，最关键的不在于它是否“真”，而在于它是否“肯定生命”，即是否能够赋予持这个信念的人们以力量、权力和自由之感。在他看来，诉诸理性或真实性，仅仅是一个“意志”为确立其对另一个的权力所能够采取的手段之一。他确信语言和理性思维必定会“曲解”实在，因而强调行动和“意志”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尼采的思想对后来的“知识社会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并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盛行的科学哲学关于合理性的客观标准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19世纪末流行于德国和法国的以W.狄尔泰和H.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同尼采的观点有类似之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
新实在论形成于20世纪初，它在奥地利以F.布伦塔诺 (1838～1917) 、A.迈农为代表，在英国以G.E.摩尔、罗素、A.N.怀特海、S.亚历山大等人为代表，在美国则以R.B.佩里、W.P.蒙塔古等人为代表。此外，以G.桑塔雅那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实在论，以R.W.塞拉斯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在20世纪头40年内相继流行于美国。但这一时期在美国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哲学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其主要代表是C.S.皮尔士、W.詹姆斯和J.杜威，以及英国的F.C.S.席勒。实用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是把经验当作世界的基础，强调行动和效果，反对真理的符合论。
与实用主义同时在美国流行、但影响较小的，还有人格主义，其代表人物有：B.P.鲍恩、R.T.弗卢埃林、E.S.布赖特曼、W.E.霍金等。它在法国也有一定影响，其代表是E.穆尼埃。人格主义把人的自我（人格）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并把上帝看作最高的人格，认为世界是按照上帝所设置的目的发展的。逻辑原子论是罗素和L.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初倡导的。他们把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或逻辑问题的观点及其逻辑分析方法，为分析哲学揭开了序幕。
分析哲学的一个最大支派逻辑实证主义，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它包括以M.石里克、卡尔纳普、P.弗朗克(1844～1966)、O.纽拉特、V.克拉夫特等人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以H.赖兴巴赫、C.G.亨佩尔等人为代表的德国经验哲学学派，以T.柯塔宾斯基、A.塔尔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华沙学派以及英国和北欧的A.J.艾耶尔、凯拉等人。他们吸取和发展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部分观点，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早期他们还提出“清除形而上学”的口号，力图否定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
现象学是由德国哲学家E.胡塞尔在20世纪初创立的。胡塞尔提倡用现象学方法检查和描述自己的意识，特别是意识的对象即“现象”，认为这是对心灵所直观的本质或意义的先天研究。现象学在20世纪头30年流行于德国，对后来的存在主义和解释学都有很大影响。
大战以后
这个时期，英美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各个支派，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卡尔纳普、赖兴巴赫、弗朗克、H.费格尔、亨佩尔等人从欧洲迁居美国，使逻辑实证主义在美国哲学界占居主导地位。又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形成了C.I.刘易斯的“概念的实用主义”、C.W.莫里斯的“科学的经验主义”以及后来W.V.O.奎因、N.古德曼等人的“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另外，英国哲学家K.R.波普尔倡导的批判理性主义，在40～60年代对科学哲学的发展颇有影响。
50～60年代，分析哲学的另一个重要支派日常语言哲学在英国颇为流行，其后还在美国的一些分析哲学家中间发生了一定影响。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J.T.D.威斯顿、G.赖尔、J.奥斯汀、P.F.斯特劳森等。在英美语言哲学方面影响最深远的，首推德国数学家、哲学家G.弗雷格。
主要论题
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哲学家，都重视并深入研究知识和真理、自然和人、语言和意义等问题。他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阐明自己的观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叙述也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知识和真理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自然科学的急剧发展，使哲学面临自身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危机，当时出现的实证主义为了适应这种科学发展的趋势，主张只有经验科学才能提供对于世界的真正知识的观点，从而要求取消哲学的特殊地位。随后出现的新康德主义，则主要以“科学论”或“科学哲学”为科学方法辩护，并以此检查科学的预设和界限，使哲学真正成为实证科学的基础。20世纪，罗素和胡塞尔也在某些方面提出了与新康德主义者相似的观点。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试图使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以便为一切专门科学提供基础。它和逻辑经验主义都力图确立科学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为科学中使用评价方法寻找根据。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都把使科学知识“合法化”作为自己的任务，而使真理问题和确定性问题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
真理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真理问题和确定性问题的争论，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按照亚里士多德所下的经典定义，真理是思想、判断和实际情况的符合。后来，在真理问题上恪守这一定义的都被称为符合论。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不少哲学家坚持真理的符合论或真理的客观性，其中最著名的是塔尔斯基和波普尔。但反对符合论，或以某种形式的贯通论代替符合论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则占压倒优势。攻击符合论的第一次浪潮是由实用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掀起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一般采取典型的贯通论，把真理解释为判断或表象之间的一致性。实用主义者则提出贯通论的新形式。如皮尔士把真理定义为在理想的研究条件下被证实的、或者说在研究结束时被接受的东西。这种所谓新的形式称做“证实论”。
20世纪初，许多经验论者包括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和彻底经验主义者，都把整个“真理”概念当作“形而上学的”加以拒斥。例如，杜威就以“有理由的可断定性”代替“真理”概念。后来，更多的经验论者赞同皮尔士的观点，即用理论是否最好的问题代替理论是否真的问题。他们认为，提出和回答“最好的科学理论是真的吗？”是没有意义的。
实用主义新一代的代表既反对先验哲学关于概念形式必定符合于直观内容的论证，也反对科学实在论者寻找语言和世界的某种特殊关系的努力，他们强调理论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同一个东西，并认为现代认识论为经验科学辩护的整个纲领是徒劳的。这样，实用主义就最终演变为历史相对主义。
库恩等人还把真理解释为一致的意见，亦称“同意论”。这是贯通论的最新形式。攻击符合论的第二次浪潮来自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哲学解释学。特点是以解释代替客观真理，以相对主义反对符合论，最终从根本上取消真理概念。在这些攻击者之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他批判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批判真理的符合论。他很不满意胡塞尔仍然接受符合论，力图把解释学改造为此在的解释学。
梅洛-庞蒂也反对符合论，试图恢复各种经验，如审美、梦、神话和知觉等的真理性，使其与科学经验并列，并使真理多元化。符合论受到的最严重的挑战是来自于解释学的整个思潮。解释学本身是以对客观主义的形而上学、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和真理概念的根本批判为特征的。它和后期结构主义在真理问题上，都陷入了极端的相对主义。
例如，福柯拒绝承认实证论者所谈的事实，认为“事实”不过是原来的解释的伪装。对事实的解释就是对原有的解释的解释，而且解释永远不会终止。他认为没有任何有待解释的绝对原始的东西，因为从根本上说一切都已经解释了，每一个记号也都是其他记号的解释。德里达同样用记号或文本的解释代替真理的发现。他认为不可能把记号和指称区别开来。因为，每一记号都是表示者，而它的指称则是另一个表示者，但决不是胡塞尔所说的具体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物自体”。
符合论所受到的第三次攻击来自分析哲学内部，尤其是科学实在论者H.普特南。科学实在论主张语言和世界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能表明为什么一贯的理论同时又是符合于实在的理论。
塞拉斯认为这关系是摹写或描绘。普特南则把科学理论看作一种“世界的地图”，但他后来又把认为指称在理论或描述系统之外的主张，称为“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并以此区别于主张指称内在于理论或描述系统的“内在实在论”。
普特南也不再相信那种决定指称与真理的“符合”关系。他根据数理逻辑的司寇伦定理攻击符合论。普特南把这个定理应用于任何对象域，认为只是在一个信念系统，即在分类和命名系统内部才谈得上指称这个或那个对象，而在不同的信念系统之间，相同的词、句则可以谈到不同的对象，并没有什么“符合”关系。但普特南所证明的只是，不能用初阶逻辑（见一阶理论及其元逻辑）表达的一类真命题成功地指称对象。他并未证明人们不能通过任何其他途径实现独立的指称。在他看来，“真理”是某种理想化的或合理的可接受性，而不是与心外的或语言之外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普特南自称他已经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符合论的生命，实质上他不过是用另一种形式的贯通论代替符合论。其他种种形式的贯通论者都不只一次地宣告符合论的死亡，可是他们的后继者却仍在连续不断地攻击符合论，这从反面说明了符合论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
确实性问题
确实性是西方哲学家们长期追求的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知识是确实的被证明的真理。理性论者和经验论者通过不同的途径，从知性直觉或者感觉经验中，寻求确实性。康德试图在主体的结构中，现代经验论者试图在语言系统中，寻找知识确实性的基础。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中，继承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坚持科学知识应当是确实无疑的，有胡塞尔的现象学派、新康德主义、逻辑原子论和大部分逻辑实证主义者；而反对古典哲学传统，认为确实性的寻求是徒劳的，主张科学知识是可误的，有以孔德为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以W.休厄尔(1795～1866)为代表的英国科学哲学，还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解释学等等，也包括尼采和柏格森等人。波普尔则动摇于这两种倾向之间，他既承认真理的符合论和知识的客观性，又坚持认为科学知识是可误的、无法证明的。现代西方哲学中，坚持确实性的立场不断受到严重挑战，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困难，一般都承认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知识的观点已经过时。
确实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即理论的确实性和推理前提的确实性：
①关于理论的确实性
17世纪的F.培根、I.牛顿等人确信科学所用的研究方法能够绝对可靠地得到真的理论。但这些所谓绝对可靠的科学方法，无论是R.笛卡尔等人的“后天证明”，还是培根等人的消去归纳法即所谓“发明的机器”,后来都普遍受到怀疑，并被认为是不能得出结论的推理形式。因此，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一般不再以科学结论的确实性或真理性为科学辩护，而是以科学朝向真理的不断进步为其辩护。
J.赫谢尔、孔德和休厄尔都十分关心科学的进步及其向真理的逐渐接近。早期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考察科学理解为考察科学史，它否认有一种完成状态的科学。在它看来，科学真理不再是永恒的，甚至不是在一切时间里都有效的；科学知识也不是确实无误的，而是含有错误的。但它认为，科学方法本质上具有自我校正的性质，科学正是通过自我校正而进步。这种进步不是已被证明的真理的增加和积累，而是一部分真理为另一部分所取代。
波普尔认为即使一个科学理论事实上是真的，人们也不能够确切地知道它是真的。他指出，如果由一个假理论得出的真推断（真内容），要比由另一个假理论得出的真推断多得多，而由它得出的假推断（假内容）则比由一个假理论得出的假推断要少得多。那么这两个假理论是可比较的，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具有较大的逼真性。在他看来，科学进步在于理论逼真度的增长，科学理论唯有不断进步才会越来越接近真理。尽管波普尔否认理论的确实性，但却承认其可能具有的真理性。拉卡托斯和L.劳丹则象皮尔士那样，以科学进步代替真理性。而历史相对主义者却象尼采那样，不仅否认真理性和确实性，甚至还否认科学的进步。
② 关于推理前提的确实性
由于归纳推理不能真正证明科学理论，所以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家否认科学理论的确实性。另一些维护传统的哲学家，尽管也认为确实性的寻求不能诉诸推理，但他们相信，在人的信念或知识中，毕竟有一些确实无疑的东西，科学大厦毕竟不是建立在沙滩上。他们确信基本命题的存在，并认为这些命题能够给其他命题提供辩护，而自身却不依赖任何其他命题，其性质颇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直接明显的基本真理。
传统观点把感官印象或感觉资料的命题，看作是基本的，后来有人主张主体自身某些心理状态的命题是基本的，更多的科学哲学家则认为各种观察命题才是基本的。他们的共同点是，试图把一切科学命题还原为基本命题，从而使科学知识具有确实性。但是，不仅罗素和卡尔纳普早期的还原主义纲领以失败告终，而艾耶尔和卡尔纳普后期试图把理论命题还原为观察命题，以解决理论命题有意义性问题的努力，最终也是徒劳的。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N.R.汉森首先明确提出观察名词满载着理论的观点，这就使观察命题丧失了其作为基本命题的确实性。这种观点很快取代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两种语言严格区别的正统观点，观察证据不再是用以理论的比较评价的主要依据，因为观察总是“受理论污染的”，并没有中立的观察。这样，不是观察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观察，并且在不同理论之间，也象库恩和费耶尔阿本德所主张的那样，没有共同语言，因而是不可通约或不可比较的。观察报告和科学理论，甚至观察本身都既没有确实性也没有真理性。这样一来，古典哲学传统的基本原则就被彻底抛弃了。不过，这些相对主义的观点并未得到普遍接受。科学实在论者在完全放弃理论和观察证据确实性的同时，力图维护真理的客观性，并以各种不同方式（包括各种归纳逻辑或规范方法论）进行理论的比较、评价和选择。
自然与人
反实在论
科学实在论主张，正确理论所描绘的对象、状态和过程是真实存在的，微观世界的许多不能观察的东西同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事物一样真实。它还认为，即使科学理论还不是正确的，人们也往往具有接近于正确的看法。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间，持科学存在论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有：后期的罗素和卡尔纳普、波普尔、奎因、塞拉斯、J.J.C.斯马特、S.A.克里普克、A.N.乔姆斯基、夏皮尔等。
反实在论的主张与科学实在论相反，认为电子、光子、遗传密码等等是不存在的。它指出，自然界确实有电现象和遗传现象，但我们之所以构造关于微观状态、过程和对象的理论，仅仅是为了预测和产生我们所感兴趣的情况。因此，电子和遗传密码是虚构的，关于它们的理论只是计算的工具。它认为，不管人们怎样钦佩自然科学在思辨上和工程技术上的胜利，但即使最有效的科学理论也不应当认为是真的，理论不过是适合的、有用的或有理由、可应用的。
实证主义者、实用主义者、维也纳学派成员、历史相对主义者和尼采、柏格森、维特根斯坦等人都是反实在论的代表。实用主义者认为不必同常识争论，如果人们将来不再怀疑电子的价值，那么它和椅子是同样真实的。实证主义者和逻辑实用主义者却说我们不能够相信电子，因为电子决不可能被看见。
关于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可观察对象的真实性，科学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并没有多少分歧。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不可观察的“理性对象”，包括粒子、场、过程、结构、状态等等的存在问题。原子和分子的真实性问题曾经是科学哲学争论的中心，科学实在论的各种立场正是在这场争论中形成的。
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关于某种对象的反实在论观点最终常常不得不让位于实在论。在关于原子和分子的真实性问题上，反实在论也就不得不让位于实在论。科学实在论的地盘越来越扩大，而反实在论的阵地则相应缩小，这一由自然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趋势，同时也预示着现代西方哲学的前进方向。
在理论对象的真实性问题上，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不仅涉及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理论对象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也涉及到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对象的真实性问题。对后一个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呈现出种种复杂的情况。有些科学实在论者只看到物理学的理论对象的真实性，忽视甚至否认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对象的真实存在，或者认为谈论这类对象的真实性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实在论者往往自称为物理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奎因。奎因等人只承认物理对象(物体)和数学上的集合等抽象对象，否认作为另一种对象的心，认为心理谓词只是直接适用于当作物体的人。物理主义者普遍认为，按照原子理论，任何物理差别都是作为物体构成成分的原子数目、排列或运动轨道的差别。因为，没有这样的物理差别，就没有事实上的差别，尤其是没有心理差别。在物理主义者看来，如果一个人两次处于同一物理状态中，那么他的思想以及一切未实现的思想和行动的意向都会完全相同。
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物理主义表现出新的倾向，他们用以观察世界的基本理论，由原子论过渡到场论，把事物的各种不同状态，以各种不等程度直接归于各个不同的空时区，从而最终抛弃了物体本身。这种所谓新的本体论，实质上是一种纯粹集合论，纯粹数学的抽象本体论。它不仅是极度抽象的，而且完全忽视了人、社会历史和文化、“客观精神”的重要性，和欧洲大陆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基本本体论
英美当代哲学家继承西方古典哲学的传统，主要关心“何物存在”的问题。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家所关心的却是人，他们力图克服对象和主体、自然界和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状态，在人的生存与历史中寻找综合和统一的途径。
萨特把自己的体系称做“现象学的本体论”。他把存在分为自在的存在（自然界）和自为的存在（历史）两个部分。前者意味着保持自身的同一，其变化是循环的；后者则是以否定性下定义的，这种存在就在于不保持同一、要求差异的意志。但由于萨特停留于二元论立场，因而未能解决“自为如何由自在中出现”的问题。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存在和虚无》一书，几乎全部是讨论自为的，很少谈到自在。所以，他实际上是把本体论转变成了历史哲学。
萨特和他的同伴宣扬人道主义，认为世界的存在在于人的出现。其人道主义的特征是主张使人具有神性，具有创造性和使世界存在的力量。1947年，海德格尔指责萨特的人道主义是最典型的形而上学，而不是他所自称的现象学本体论。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的本体论应当是仅仅建立在对现象忠实描述上的存在理论。
梅洛－庞蒂抛弃了萨特关于自在和自为对立的观点，成为法国“存在论现象学”的先驱。他的现象学纲领恰恰是要描述介于自为与自在，意识与事物、自由与自然之间的东西。他排除了传统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非此即彼的看法，认为生存着的人既不是纯自在，也不是纯自为的。他认为，解决这种对立，不在于使两个相反的观点和解或溶合，更不在于拒斥那个导致这种对立的假设。在梅洛 -庞蒂看来，解决途径是在“两者之间”或者在“有限的”综合即一种未完成的和不稳定的综合中找到的。他指出，历史的事实证明了这种综合每天都在出现，人既不是纯事物，也不是纯意识。它既是生产物，又是生产者；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既是一个主体，又是一个客体。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最早使现象学转向本体论，但海德格尔引进“生存”概念是为了探究所谓人的此在问题，与研究“何物存在”的传统本体论完全无关。海德格尔认为，只是由于有了人的生存才提出存在问题，他拒斥传统形而上学造成的“客观化的思维”,指出早在关于人的命题出现之前，人就以更原始的方式属于存在（世界）了。
在他看来，思维不是站在实在对面的“主体”,也不是“对象”,它整个地委身于存在。他指出，语言不是关于对象的主观表象，而是存在取代人的自我表达，说话的不是人，而是存在。海德格尔在其后期著作中明确地指出，诗人和思想家所说的话，比科学的客观叙述更原始。这使他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神秘主义。
语言和意义
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趋势，是英美和欧洲大陆的主要哲学流派和哲学家们，都试图通过语言的研究解决哲学的问题。英美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把语言分析作为哲学的唯一任务，从而使语义学包括语法学和语用学，成为其哲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法国的符号学则成了结构主义的基础。
语义分析
分析哲学所说的语言分析，主要指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或者对日常语言进行语义分析。20世纪头30年内，很多分析哲学家偏重于语法学或句法学的研究，即纯粹从逻辑方面研究指号之间的形式关系，不涉及语言的内容。同时，关于语句的意义分析和语句有无意义性标准的问题，也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深入研究。
从30年代开始塔尔斯基和其他波兰逻辑学家，大力提倡语义学方法，到30年代中期，特别是4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塔尔斯基发表了两篇关于真理概念的论文，使分析哲学家对语义学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它作为公认的研究科学语言的工具。
在语义学中，弗雷格的观点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内，一直有着很深的影响。弗雷格认为，语义关系是不能谈论的，因为我们永远不能够站在这种关系外面谈论它们，它们是为我们的一切谈话所预设的。正因为如此，他没有把自己的语义学理论明确地陈述出来。维特根斯坦和奎因有类似把语言看作一切谈话的普遍媒介的观点。所以，他们或者怀疑语义学的可能性；或者不陈述自己的语义学理论。
背离弗雷格传统的第一步，是由语言作为普遍媒介的观点，转变到语言作为演算的观点。在这种转变的基础上，逻辑语义学（见模型论）获得了缓慢的发展。背离弗雷格模式的另一步，是由可能世界语义学完成的。在可能世界语义学中，个体不仅在现实世界中出现，而且也在许多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出现，因而个体很象函项，并且可以由此推演出其中一切都是函项。
在可能世界语义学中，弗雷格所说的子命题是不存在的，也没有所谓原始个体的语义学。受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的启发而产生的博弈语义学是对弗雷格系统的最大背离，它提出了语义相对性的概念，与把初阶逻辑作为唯一的标准符号的任何做法都不相容，它甚至使逻辑形式的概念受到怀疑。
60年代以来，语用学也有很大发展，它着重研究言语行为以及完成言语行为的语境，尤其注重研究加强语意的言语行为、间接的言语行为以及指示词等等。言语行为理论渊源于维特根斯坦晚年的思想，它是日常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符号学观点
法国的符号学主张人类语言类似于通讯或交流系统。其中，符号学结构主义把语言现象看作通讯现象，把自然语言的规则看作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代码；结构人类学则进一步把整个社会生活比作交换信号的过程。拉康提出“无意识象语言一样是有结构的”，表达了符号学结构主义在语言问题上的基本原则。结构人类学要寻找一种能够表达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特殊结构的属性的普遍代码，认为有了这种普遍代码，就找到了一切结构的不变式，文化、语言和习俗的多样性就可以得到说明。
按照符号学的理解，意义产生于记号或者源于“是”与“否”、“有”与“无”之间的最初对立；通讯的意义不是经验的意义，而是按照一种代码即一个表示对立的系统表达经验的谈话中经验所能够接受的意义；语言和经验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前定的和谐，决定表达是否恰当的是代码，而不是发出代码的人；人受代码的约束，决定一切的是结构而不是人。
解释学观点
解释学在语言和意义问题上试图超越整个“形而上学”传统。从黑格尔、尼采到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和德里达等人都差不多抱有一种见解，认为意义产生于解释者和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中，两者的每次相遇都是在某时某地发生的解释，解释者必须从他自己的视界和语言能力出发解释文本的意义。
与符号学有所不同，解释学强调历史传统的重要性和解释者的作用。德里达认为，解释是解释者产生意义的活动过程，解释与其说是被动的接受，不如说是一个主动的、受兴趣所引导的解释过程，它弥补了文本中的缺陷。在他看来，解释不是和一个主体神秘地交谈，而是译解在记号中呈现出来的题材即意义。
在意义问题上，符号学和解释学有时以文本为具有意义的单位，分析哲学的语义学则把一种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的语句、语词作为有意义的单位。从分析哲学的观点看来，符号学和解释学并不是语义学，而更接近于语用学和语法学。
现代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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