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张瑞图其人其书？

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导思想。但是从宋代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中国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处于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境况，他们没有必要去思考很多迫切的大问题，而且宋代整个社会环境对于文人的待遇非常的好，国家也设置了很多官职让文人去担任。虽然这解决了文人的温饱问题，但是也造成了文人之间的相互竞争，所以宋代后期的党争以及派系之间的斗争非常的激烈，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关系也趋于紧张，尤其是宋徽宗时代党争纷起，直接导致了后来国家的灭亡。

宋代士大夫整体的生存状况是不错的，但是他们有一部分人是受到整个文官集团排挤的，比如说当时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他既不被王安石所代表的革新派所接受，也不被司马光所代表的守旧派所接受，所以他一生都在贬谪中渡过，而苏轼这个人身上体现出了非常强烈的除了儒家思想之外的思想体系，那就是中国的佛教思想以及禅宗理论。

佛教实际上是外来的宗教，但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就被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体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自此之后，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佛教思想融汇在一起成为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最为重要的三个思想内容之一。因此，宋代时期，佛学成为热很多知识分子思想中的主流，他们借此来抒发自己在现实中的不公正待遇。

明朝是宋朝之后又一个汉人统治的大一统王朝，而明朝也基本上走向了宋朝末期的老路。宋朝末期，党派林立，而明朝时期，既有东林党，还有阉党等各种政治势力在政治舞台上互相较劲，可以说是一片乌烟瘴气。

当时的知识分子只能借助佛教思想来逃避现实生活中种种尴尬的境地，这其中，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以及经过佛教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了世人思想的普遍追求。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的氛围下，明代书法家张瑞图也是如此。他带有非常强烈的佛家思想，一生为官数载，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家乡养老，以此来逃避现实社会政治的干扰，过上了宁静的生活。

在这期间，他自修了禅学，随后，明代发生的几次较为重大的政治事件更加坚定了他在家乡安养休息的想法。

从事后来看，这些选择不可谓不明智，如果他当时没有及时的退出，很有可能会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而无法自拔。

1607年，年轻的张瑞图成为举人，被授予院编修。这一个职位是七品的官职，幸运的是，如此年纪轻轻就可以在京城扎稳脚跟了。如果他处事够圆滑的话，那么他就很有可能在京城谋得一官半职了。对于当时的张瑞图来说，未来的人生是无限的光明。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东林党人正在朝堂上掀起一场比较大的政治动乱，于是，张瑞图认清了这些政治斗争的现实，及时的告老还乡，在他的老家修建了新区，并居住于此，在这里研究佛学，但是并没有真正开始他的佛学研究之路。

此后，朝廷数次召回他担任各种职务，他都没有推辞，但是都干了不久久辞官卸任。一直到1620年，张瑞图再一次罢官，这一次，他在老家已经还乡一年多了，在这期间里，参禅悟佛已经进入了状态，此时，他在诗文中写道:

我本孤生士，十年在草泽。

表现了他对仕途的失望。

1629年，崇祯二年，张瑞图被人举报结党营私，随后，后来他通过各种办法免除了牢狱之灾，但是仕途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了任何希望，他也了却了在官场上的各种纠缠，回家开始正式礼佛。

辞官之后的生活轨迹多在东湖，交往方外之士，如古航禅宗、慈云长老、彦白上人、雪关长老、古拙上人等，都有一定的交往。禅学在他的诗里也多次体现，如在《赠博山长老诗》中写道：

博师早闻首，行深德业粹。

真机融背触，正风超落昧。

晶莹烁迦罗，万象无循态……

在佛门里，张瑞图得到真正的清净，慢慢绝缘世俗，充实了他的晩年生活。又如：

雪师眼光烁四天，点简诸方谁可意。

为我痛下顶门锥，为我扫断粟荆棘。

解开布袋出家私，乱撒明珠到薜荔。

毫光放自雪山眉，万里遥辉照箧笥。

便拟裹粮往从之，勘取碑文刊白字。

这首《和雪关师》诗中，道出了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把雪关禅师写得特别神奇。

如果说此前他种种礼佛的行为还只是一种缓兵之计，那么此时他对于佛教的学习和理解才真正成为了他摆脱内心世界矛盾和痛苦的良药。

政治包袱成为他后来心中难解的一个心结，而佛教在这方面为他精神世界的安定提供了不少的解决办法。

在参禅礼佛的同时，张瑞图自然不会放过对于书法的学习，由于他小时候就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所以他传统书法的功底还是非常深厚的。

明代的董其昌认为他的小楷非常的好，而当时的世人却不知道张瑞图的书法，实际在是太可惜了。连董其昌都为他叫屈，可见张瑞图的书法之好。

张瑞图前后期的书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因为我们知道书法作为艺术的一种，它与人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而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往往会融入他们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感受。他们将个人的心境在艺术创作中加以表现，从张瑞图前后两个较为波折的人生经历来看，他的艺术作品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比如前期，他的书法作品表现的是一个传统的大夫内心非常昂扬激情的书写效果。

这一时期较具有代表性作品是他的行楷《心经》。这个《心经》创作在1623年。此一时起张瑞图正处于人生上升期。我们知道《心经》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书法家非常喜欢书写的一种书体，但是张瑞图和以往的书法家非常虔诚的礼佛态度不同，张瑞图在他的人生早期还不是对佛教非常的理解。所以在这个书法作品中，他表现的是一种青年人昂扬向上的激情，是积极入世的效果，《心经》虽然是与佛家有关，但是他表现的一术效果和他书写的内容是背道而驰的。

从书写效果上来分析，张瑞图以简单的侧锋用笔，突出了方直、尖利等用笔特性，这类作品融合禅意的不多。而能融入禅意的作品多是他的楷书作品，他的楷书成熟较早，主要取法于钟繇等魏晋小楷，他曾说过：“晋人楷法平淡玄远，妙处都不在书，非学所可至也。”

到后期书法，张瑞图一反以前尖刻犀利，积极入世的书写姿态，书法的笔法变得温润温润和谐，超然风尘，再没有政治纷争的烦恼，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品显得非常的平稳和谐，表现了他内心的宁静。而隐逸生活中，参禅礼佛成为他最佳的生活模式，也是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期间，他拜会了诸多长老，深入禅境，超然风尘，禅家妙悟与静修也极大的影响了张瑞图的晚年书法，使得他的书风由凌厉转向温润，化繁为简，退去了早年的豪迈与锋芒，转向率意与平淡。

这种书风的转型，是在他早年的书法学习的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加上饱满的生活阅历，使得他的书法有了更大的提升。当然晚年的禅定生活也是促使书风成熟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瑞图的人生经历可以说在文人身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普遍的文人群体，在整体的生存状态上都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差别，也就是他们虽然社会地位很高，却很难实现，他们真正的人生价值，因此，他们早期接受的儒家思想并没有真正的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去实现自己所信奉的智商标准。

而后来世俗中种种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吊桥就促使他们逃避现实去寻求佛家和道家的庇护，所以中国的文人整体的特质是一种外儒内道，或者说外儒内佛的张瑞图前妻的书法作品展现了他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时，积极入市的一面，但是后是后来是现实生活给予的，她种种打击让他转向了佛家，去寻求慰藉因此，书法的风格变得圆润平淡，自然，朴实了很多

而张瑞图在整个明代时期的书法转型并不是一个个例，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很多书法家，艺术家身上都带有这样的一种很明显的前后分析，比如说明代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非常伟大的艺术家徐谓，他的前半生在胡大将军府上作幕僚，虽然没有半点功名，但是总有人可以赏识他也算是顺风顺水。

但是后来他的靠山倒台了，徐谓最后只能沦为靠卖字画为生，他尝试自杀而不成，反倒误杀妻子而坐牢，一声困顿不得志。这一切促成了他后期艺术的转变 风格变得犀利劲俏，大笔挥毫，泼墨山水画非常得雄浑。渗透着他自身无限的悲壮。

总之，以张瑞图为代表的落魄文人，他们的人生经历见证了整体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文人悲惨的命运，而后来他们或者寄托于宗教，或者寄托于艺术，在虚幻的世界里徜徉而逃避社会现实，见证了一个时代文人的悲哀。

张瑞图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位变法成功的大师，对后代书法界影响很大，但不太被人所理解，这是我的文天祥正气歌四条屏，

张瑞图的书法艺术还是较有个性特色的，这在其时代背景下也是属于敢做敢为的书家之一。正因如此成就了其书法艺术的刚硬不柔，率真坦实，满幅作品充满了奇峻，显雄风格。

作为有成就的书法家，让我们这些后人读懂了他性格中傲骨，不入俗流，严格律己的文人秉性。明代的很多文化范畴都达到了中国人文艺术的高山巅峰态势。如那至简至纯明式家具，人文雅士品茗趣玩的紫砂壶艺，宣德宝炉等形成独竖一帜艺术高峰，让我们惊慕。

先介绍简历，张瑞图（1570-1644），字长公、无画，号二水、果亭山人、芥子、白毫庵主、白毫庵主道人、平等居士等；汉族，明代画家，晋江二十七都下行乡（福建省晋江市青阳下行乡）人。

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后以礼部尚书入阁，晋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师。崇祯三年，因魏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被定为阉党获罪罢归。

以擅书名世，书法奇逸，峻峭劲利，笔势生动，奇姿横生。钟繇、王羲之之外另辟蹊径，明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齐名，有“南张北董”之号。

擅山水画，效法元代黄公望，苍劲有劲，作品传世极希。

张瑞图出身晋江青阳下行村农家， [1]  父亲张志侹“俭朴食贫”。张瑞图幼负奇气，聪颖过人张瑞图塑像

。自小习儒，他的启蒙老师是林天咫（据说林天咫是李贽的后人）。家贫，供不起夜读灯火，每天夜晚都到村边的白毫庵（参见泉州寺庙·白毫庵.

书法特点，张瑞图的书法确不同于柔媚时尚，而别具“奇逸”之态。他擅长的楷、行、草书，笔法硬峭纵放，结体拙野狂怪，布局犬齿交错，气势纵横凌厉，构成强烈的力感、动荡的气势，确属奇而逸，时人赞为“奇恣如生龙动蛇，无点尘气”。

张瑞图也从帖学入手，只不过崇尚的是“狂草”派书风和讲求厚重力度的“苏体”笔法。

清·梁巘《评书帖》曰：“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瑞图行书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草书《醉翁亭》，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王铎)、张（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

行草这个书体的高度成熟而蔚为大宗，是以王羲之《兰亭序》出世为标志的，其用锋变化之丰富、微妙，早已成为经典。自他之后，除陈、隋·智永《真书千字文》略守祖法外，只有唐·孙过庭的《书谱》和宋·米芾的不少书作，仍然强调了这个重要的技法。

综观隋、唐、宋、元、明、清的历代行草大家，固然在用锋上各有特色，却均有简练（或称简化）这个技法的趋向，而把精力投注到对不同程度的“新理异态”追求上去。他们的用锋方法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即均是顺应着毛笔“尖、齐、圆、健”的天性而作各自的用锋动作的。

张瑞图不满足这种传统而“常规”的写法，却是以一种生拗的意趣作导向，使用笔只在露尖的侧锋上作横截翻折的动作，从而造成一种激荡跳跃的声势和剑走偏锋的感觉。拓展了用锋的新变化，清·梁巘《承晋斋积闻录》曰：“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

倪后瞻也说：“其书从二王草书体一变，斩方有折无转，一切圆体皆删削，望之即知为二水，然亦从结构处见之，笔法则未也。”

张瑞图还从六朝北碑中汲取了雄劲峻厚的笔法。近人张宗祥《书学源流论》曰：“张二水，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

张瑞图奇逸书风的形成，更是时代审美思潮转捩的产物。

在有明一代姿媚书风占主流的时尚下，萌发著一股尚丑、尚狂狷之美的思潮，明初张弼“怪伟跌宕”的草字、陈献章“拙而愈巧”的茅龙笔草书、明中期祝允明（祝枝山）“纵横散乱”“时时失笔”的狂草，都显现出反正统的倾向。

至明中叶以后，随著商业城市的繁盛，市民文化的兴起，文学中“公安派”(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独抒性灵”说以及哲学上李贽（《泉州人名录·李贽》）等人“异端”思想的出现，使这股反正统、求“狂怪”的思潮获得进一步发展。

在书法界，涌现出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一批“狂怪”派书家。

王铎虽称遥继“二王”，其实他的倔强之态业已破坏了“二王”的“不激不厉”的平和风范。

黄道周楷书法钟、王，参北碑，直追索靖，巧拙并施；行草书笔法离奇，遒密高超。

倪元璐对颜真卿、苏轼作新态的别构，都是从峻其风骨入手。其草书，用笔险绝，风清骨峻，有烟云之气。

傅山的“宁拙毋巧”说，更是从理论上予以了提倡。

这些人历史地转移了时代的审美风气，然而走得最远的，无疑是张瑞图。他们抛弃中和、优美的姿态与规范，结体支离欹侧，以丑为美；笔墨随兴而运，打破“藏头护尾”、“平正安稳”等形式美规律，肆意挥洒，棱角毕露；布局不求平衡和谐，而是纵横交叉，散散乱乱。

这种以丑怪、狂狷为美的书风，在明末清初风行一时。张瑞图作为其中一员，不仅在“晚明四家”中独标风范，在这一行列中也堪称佼佼者。近人张宗祥《书学源流论》评述：“明之季世，异军特起者，得二人焉：一为黄石斋（黄道周），肆力章草，腕底盖无晋唐，何论宋、元；一为张二水（张瑞图），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此皆得天独厚之人。”

张瑞图的书法，在外在形态、笔墨形式上，与黄、倪、王、傅有许多相近之处，呈现出趋同的审美追求。清·杨守敬《跋张瑞图<前赤壁赋>》曰：张氏“顾其流传书法，风骨高骞，与倪鸿宝（倪元璐）、黄石斋（黄道周）伯仲。”

但是，张瑞图之名不列入风格相伯仲的黄、倪、王、傅流派之中，却与蹊径迥异的邢、米、董并称，这只能说明张瑞图的书风与诸家存在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的复杂关系。

张瑞图的字确很“奇逸”，但有时奇得出格，不少字结体狂怪，难以辨认；逸也有些过分，不少用笔纵放无度，犹如画符。据《桐阴论画》附注云：“张公画罕见，书幅甚多，相传张系水星，悬其书室中可避火厄，亦好奇者为之。”此说至少说明张瑞图书法很怪，带有符录的味道，可作祛灾的符录悬挂。

另外，张瑞图反柔媚而走向极端，一味硬倔，过分外露，少含蓄文雅之气。如清·梁巘《评书帖》所论：“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张氏在艺术追求上的偏激、失度和品位不高，与他政治上的表现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无疑是人品对书品的影响。

在中国书法史上，张瑞图是备受关注和争议的晚明时期书法大家，其以书法名世，因书魏忠贤生祠碑文，名列逆案，为人所诟病。清修《明史》将其载入“阉党传”，数百年来，褒贬有之，毁誉参半。学界相关研究亦多，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蔡清德重新检索文献，再论张瑞图其人其书与人生际遇，兼论人品书品之张瑞图是福建晋江二十七都霞行乡（今青阳镇莲屿下行）人，明朝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殿试第三，累官至内阁大学士。

关于张瑞图书艺与人品，在他离世200多年后，闽人梁章钜于其所著《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中论及张瑞图其人其书作时，有如是一段文字：“盖一艺之工不以人废，况晋江龌龊守位，非有蔡秦专权误国之迹，后之评书者但当赏其神骏，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此论甚公允。”梁氏认为，张瑞图书法“纯用偏锋，愈大而魄力愈壮，有推到一世之概”。可谓一语道出张瑞图书艺之特征及魅力所在，评价甚高。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认为，张瑞图早年书法和邢侗、米万钟、董其昌齐名，后因其为魏忠贤书生祠碑官至公辅，魏阉党事败，列入逆案，书法遂不为世所重，然而史书除了提及张瑞图书碑之外，并无更多对其品行不端的指摘。显然，钱大昕认为，张瑞图仅因为魏忠贤书碑一事而致书品人品俱毁，就其境遇深表惋惜。

蔡清德说，从艺术角度而言，不论钱大昕还是梁章钜，对张瑞图书法显然都是持肯定与赞赏立场。从另一方面来看，志气与节操之持守乃传统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本，梁章钜亦视之为重，故其虽得张氏手迹颇多，然“因薄其人，皆随时赠人不甚爱惜”。梁章钜的态度看似矛盾，实在情理之中，因为人品决定书品一直是文人书艺品藻的重要标准之一，梁章钜亦受此观念之束缚。

然而，梁章钜毕竟为嘉庆、道光年间享有时誉的学者与鉴藏大家，其识见自有过人之处，梁氏引钱大昕之见为己见，主张“一艺之工不以人废”，张瑞图虽书碑一事有亏节概，但亦只是龌龊守位，与蔡（京）秦（桧）专权误国当有所别。

认为客观看待张瑞图，应将其书艺与其素行节气分开，就张瑞图其人其书持平论之，梁章钜与钱大昕评价堪称公允，确非人书混淆，一概而论者，亦可见钱、梁二人并非完全苟同人品即书品之传统观念。梁氏文中记载史可法题字张瑞图书册有言“其字天下奇、其人姑置之”，史氏之言亦不失为一种客观姿态，以之评价张瑞图颇为妥当。

蔡清德说，从史可法、钱大昕、梁章钜等人关于张瑞图其人其书的评价与论定来看，如何看待人品与书品之间交织复杂的深层关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张瑞图无疑是一个极具解剖价值的典型个案，重新检视与认知张氏其人其书的历史真实，仍然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权利之争夺非其所愿

在张瑞图的一生中，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三十四岁考中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会试十六名，殿试一甲三名（探花）赐进士出身，至崇祯二年（1629年）名列逆案，削职为民，张瑞图科场宦海沉浮二十余年，历任翰林编修、左春坊中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官职。其间张瑞图数次返乡家居，并借此多次躲避朝廷党系争斗纷扰，尤其是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扑杀东林党人之残酷政争之际，张瑞图正居家休养，从而未卷涉其中。

蔡清德说，应该说在二十余年仕途生涯中，张瑞图虽身历数朝（万历、天启至崇祯），然皆稳步擢升，其中天启年间官位提升最快，此期正值魏党专权。显然，张瑞图的官场进阶离不开魏忠贤的特别提拔关照。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倡建魏忠贤生祠，熹宗诏赐祠额曰“普德”，勒石记功德。此后各地建祠风起，身为内阁大学士的张瑞图为之撰生祠碑文。不管是否出于自愿或被迫，此事为其后名列“逆案”，埋下伏笔。

从目前可见文献来看，张瑞图名列逆案之罪状主要有二，一是书生祠碑文，二是书金字贺屏。此外，关于其参与阉党祸国殃民的史实却未见披露。自科场中举步入仕途以来，张瑞图时借各种因由返乡家居，躲避官场繁冗俗务与各种纷争，归隐之心时而有之，权力之争夺与官场之倾轧并非其所愿，逃避是最好的办法。

张瑞图性格优柔懦弱，与世无争，其为官多年仍无多积蓄，显然不是一个善于弄权者。在魏忠贤眼里，张瑞图应该是一个棋子。对于张瑞图而言，为官是生活所迫。为魏忠贤书碑与金字贺屏，为保官所需，或有谄媚之嫌，然并无深意。

蔡清德说，从张瑞图内心本质而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是其梦寐向往的人生状态，老庄的逍遥自在与无为之道，可以使自己“不受当时之贵，永保性命之期”。毫无疑问，张瑞图对于自己的仕途经历并不认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时时萦系心头。在宦游期间，张瑞图返乡家居次数频密。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张瑞图曾告假还乡，居家两年，在泉州东湖畔营建一处居室，作为与郡中士绅交游之所，足见张瑞图对于官场生涯的厌倦与逃避。

书法成就不可小觑

蔡清德说，从目前所见文献及张瑞图书作来看，张瑞图的书法成就及其在书史上的地位显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可小觑，就艺术本体而言，实不应因人品气节之亏而抹杀其书艺之造诣与影响。作为书法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书家，张瑞图以其夭矫不群的艺术风格傲视群贤，其解构魏晋二王传统的雄才胆略，至今沾溉后人，给予后世学书者诸多借鉴与启迪。

张瑞图开创了新书风，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以解答的谜团与公案，对于张瑞图其人其书的解密也许仍然需要更多史料的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