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婚配制度真的混乱吗？我们从一桩离婚案入手，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妻子休丈夫
在唐人笔记《云溪友议》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颜真卿在做临川内史的时候，郡内有个叫杨志坚的读书人。此人喜好儒学、很有才华，但还没有出仕为官，家里也比较贫穷。时间长了，杨志坚的妻子不堪贫苦，就主动提出来离婚。杨志坚无奈，就写了一首诗，作为“离婚协议书”。
诗云：
“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
杨妻拿着此诗，去衙门兑换官方的“离婚证”，以便再嫁。按当时的法律，只要丈夫签署了“离婚协议书”，官方就不得阻止夫妻离婚。主审此案的颜真卿知道了事情来龙去脉之后，本着“依法治国”的原则，不得不批准了这份离婚案件。
法理兼顾人情
但是，秉持儒学纲常的颜真卿，随即又从民风教化的角度，做出了一份补充的判决：
“恶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疋、禄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
意思是说，妻子因嫌弃丈夫而主动提出离婚，虽然合法，但不合情。这种伤风败俗的事一旦流传开，将威胁到基本的伦理纲常。所以，先打杨妻二十杖，然后才准许她改嫁别人。而对于杨志坚，则赠与金钱财物，并吸纳为政府公职人员，以示敦劝。
颜真卿这样判离婚案，其实是兼顾了法理与人情，被后世引为佳话。
离婚有规定
那么，当时的法律对婚姻是如何规定的呢？
唐朝律法的权威文本，是长孙无忌所著的《唐律疏议》，里边的“户婚”部分，相当于大唐的“婚姻法”。在书中，对重婚、悔婚、通奸、近亲结婚等行为，都提出了明确的处罚方式。在离婚方面，《唐律疏议》的解释也极为详细。
由于文艺作品的渲染，很多人以为，古代社会的丈夫可以随意休妻，比如著名的陆游休妻事件。
其实，古人休妻是有严格规定的，并不能随意为之。
“七出”与“义绝”
《唐律疏议》沿循前代律法，规定
“伉俪之道，义期同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不合出之。”
意思是说，夫妻关系具有神圣性，除非妻子有“七出”或“义绝”的情况，否则丈夫不能提出离婚。
所谓“七出”，就是“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所谓“义绝”，就是丈夫殴打、谋杀妻子亲属，或者妻子殴打、谋杀丈夫亲属的情况。
在“七出”之外，《唐律疏议》还规定了“三不出”。如果妻子操持过公婆的丧葬，或者丈夫结婚时贫贱后来变富贵，又或者妻子离婚后无家可归，那么丈夫都不能提出离婚。这种规定，简单来说就是为了防止渣男变心，而对女性权益的进一步保护。
而对“义绝”的情况，法律规定必须离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也就是说，犯了“义绝”还拒不离婚，抗拒的一方要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如果夫妻俩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则双方都不需承担责任。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唐朝人对婚姻确实还是持比较开放的态度，而且也有很多人性化的设计。
唐朝婚配：开放而不混乱
网络上一直流传“脏唐乱宋”一说，加上电视剧的渲染，以及一些“专家”似是而非的解读，男女关系混乱似乎已经成了唐朝的一大标签。但事实上，唐人的婚姻法仍然是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基本内涵的，并不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杂乱不堪。
首先我们要承认，唐朝在男女关系方面确实比后世要开放。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案例倒并非虚构。比如高阳公主与玄奘徒弟私通，武则天曾侍奉李世民、李治两朝天子，文人墨客之间共享家妓，这些在历史上确实有迹可循。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因为李唐是一个大一统政权，民族成分较为复杂。而且，相较于其他朝代，唐朝时期各民族的地位比较平等。因此，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确实对中原汉人有所冲击。
但是，李唐作为盛极一时的封建帝国，享国近三百年，其立国之本与其他朝代并无二致，那就是儒家推崇的王霸正道、伦理纲常。即便李唐皇族自称是道教始祖李耳的后人，并尊崇道教，但其治国之基、教化之本仍然是儒学。
而且，少数民族文化虽然造成一定冲击，但远不足以动摇儒家伦理的地位，而根据个别案例就断定唐朝人婚姻关系混乱，更是有失偏颇。
唐朝，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朝代之一，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力发达，思想观念开放，人民生活富裕 ，深受中华民族大融合文化影响，产生了一批文学家，大诗人，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相对开放，也涌现了很多才女。
唐朝诗歌文化绚烂，那些耳熟能详的诗人和才子这里不必再说，至于一些才女可以科普一下，比如：上官婉儿，薛涛，李季兰，鱼玄机这也是唐朝有名的四大才女。
在唐朝这种开放宽松的环境中，女性的地位比其他朝代高不少，不论是皇家还是民间，还是有一定自由的，那也只是相对的。在封建社会，婚配束缚还是有的，社会阶级很分明，也有法律规定的婚配细则。唐朝也有进步的地方，法律明文规定：不准近亲结婚。这在当时还是很先进的。至于武则天当政期间，那些乱七八糟的面首和野史，另当别论。
